法治的源頭是心靈的契約，宗教的力量對於現代文明的貢獻，遠比想像中偉大

極權體制對權力的病態執著，源於缺乏法治保障下的生存恐懼。不同於民主國家敗選仍受法律保護，獨裁者取消任期與司法獨立後，便退回「勝者為王、敗者為寇」的叢林法則；因為失勢即意味著被清算，統治者被迫不斷肅清異己，淪為權力的囚徒。

信仰承認更高的主宰並教導懺悔，但獨裁者需維持「偉大光榮」的偶像地位，無法承認自身的有限與罪性，為維護絕對的權威，必然敵視宗教。對他們而言，寬恕等於示弱，示弱即自殺，因此只能拒絕良知，並將權力視為唯一真理。

這導致「劣幣驅逐良幣」，善念者在登頂前即被淘汰，倖存掌權者往往是將人性壓抑得最徹底的權謀家。這是一個封閉的毀滅迴圈：因恐懼而集權，為造神而滅神，致使系統喪失自我修正能力。若無良知覺醒，此模式註定無法進化，只能在暴力軌道上空轉。

唯有回歸對生命的敬畏與宗教的善，才能打破魔咒；否則這種基於鬥爭的模式，終究無法跨入文明時代。